随着东亚杯足球赛的落幕,由临时主帅久帅率领的国家选拔队完成了赛事任务，尽管球队在比赛中展现出了一定的拼搏精神，但整体战绩未能带来突破性惊喜，赛前外界曾猜测，此次杯赛的表现或许将成为久帅“转正”的关键考核，然而从目前各方反馈及深层次足球管理逻辑来看，此次执教经历恐难成为其执掌国家队正式教鞭的决定性依据，这一局面，也再次将一个老问题推向台前：在重要赛事或过渡时期，为何给予本土教练的机会依然显得谨慎而有限？

此次东亚杯,队伍以锻炼队伍、考察球员为主要目标，压力相对小于世预赛等重大赛事，久帅在短时间内接手，对球队的调教侧重于精神面貌和基础战术框架的构建，比赛中，球队在某些时段体现出不错的凝聚力和执行意图，但也在对抗强度、比赛节奏掌控及临场应变上暴露出与国际对手的差距，这些表现，客观反映了当前国家队实力所处的区间以及临时组建团队面临的挑战。

正是这种“过渡性质”和“赛前预期管理”，使得其执教成绩的评估被置于一个微妙的语境，即便取得超出预期的结果，也容易被归因于“对手未尽全力”或“赛事性质特殊”；若成绩不佳，则可能强化“其能力仅止于此”的观感，这种“难以证明”也“难以彻底证伪”的困境，恰恰是临时主帅尤其是本土临时主帅常常面临的尴尬，其背后，是决策层对于国家队帅位风险控制的极度审慎——他们更倾向于将这一职位托付给拥有广泛国际赛事履历、被所谓“成功模式”所验证的外籍教练，认为其更能应对媒体和公众的高压期待，并能带来“先进的”战术体系。

为何在屡屡呼吁给予本土教练成长空间的同时,在关键时刻却总是难以迈出实质性的一步？这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观察。

是成绩压力与容错环境的缺失,国家队帅位堪称“高压锅”，每一场失利都可能引发舆论海啸，足球管理部门在“出线”、“大赛成绩”等硬指标面前，往往选择风险看似更小的选项，外籍教练，尤其是那些拥有光鲜简历的教练，被视为一种“品牌保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分担管理层的选任责任，而本土教练，即使对国内足球环境、球员特点知根知底，也常因缺乏足够的国际级成功履历作为“信用背书”，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这种“履历歧视”循环，使得本土教练很难获得在最高平台证明自己的机会，即便获得机会，也往往是在队伍处于低谷或准备周期极短的“烫手山芋”时期，进一步压缩了其成功空间。

是足球理念与管理文化的冲突,近年来，国家队选帅频繁在“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摇摆，聘请外教时，期望其带来颠覆性的先进理念；但当其理念与国内足球现实（包括球员能力、联赛节奏、保障体系等）产生水土不服时，又容易陷入焦虑，本土教练的优势在于无缝衔接和理解本土文化，但他们的足球哲学往往又被认为“不够前沿”或“缺乏国际视野”，决策层在这种矛盾中，常常陷入两难，最终结果可能是选择一位折中的、但未必是最优解的外籍教练，本土教练的成长，不仅需要技战术水平的提升，更需要在一个长期、稳定、且有明确战略规划的国家队建设计划中找到位置，而这恰恰是过往所缺乏的。

是本土教练自身培养体系的薄弱,一位能够驾驭国家队的顶级本土教练，绝非仅仅依靠球员时代的资历或国内联赛的执教经验就能炼成，他需要系统地接触国际足球前沿动态，拥有在高水平平台（包括俱乐部和国家队辅助岗位）长期实践、试错和积累的过程，国内对于本土教练，特别是年轻教练的国际化培养、将其置于复杂国际竞争环境中锤炼的机制，仍不健全，很多时候，本土教练是在“自学”和“摸索”中成长，其知识结构和应变能力难以得到体系化的提升和权威认证，这也影响了决策层和公众对其的信心。

东亚杯的战绩,对于久帅个人而言，是一段宝贵的经历，但可能无法撼动固有的帅位选择逻辑，它再次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足球在主帅选择上的深层焦虑与路径依赖：渴望快速出成绩的心态，压过了耐心培育本土教练力量的决心；对外部“解决方案”的惯性依赖，超过了对内部足球智慧的系统性挖掘与信任构建。

破解这一困局,或许需要超越单次赛事成绩的考量，足球管理部门需要真正将本土教练的培养纳入国家队长期发展战略，建立透明、专业的选聘标准与考核机制，给予符合条件的本土教练以真正有准备期、有自主权、有容错空间的执教机会，而不是仅仅让其充当“救火队员”或“过渡角色”，也应拓宽本土教练的国际视野，提供更多与国际高水平足球接轨的进修和执教实践平台。

国家队帅位的选择,永远伴随着风险与争议，但一个健康、自信的足球体系，应当有能力在“借外脑”与“育内才”之间找到平衡，如果每次在关键节点，本土教练都只能徘徊在决策的边缘，那么不仅会挫伤本土教练群体的积极性，更可能让中国足球在寻找自身身份与道路的过程中，始终缺乏一份内在的定力与传承，久帅的此次经历，不应只是一个关于“转正”与否的短暂话题，更应成为推动足球界深入反思教练人才培养与选用机制的一个契机，只有当本土教练的成长路径变得清晰、可靠且被系统支持时，中国足球在选帅问题上才能真正摆脱当前的循环，做出更从容、更符合长远利益的选择。